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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对劳务派遣这一用工模式进行了深度剖析,揭示了其在中国企业,尤其是国企中的广泛运用。对于民营企业而言,派遣员工并不被视为正式员工,因而在财务报表上能展示出更高的人力资源效率,并能在五险一金和年终奖金方面节省数万元的开支。而对国企而言,由于用工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,派遣人员的费用则以劳务协议形式支付给派遣公司,归类于生产成本,而不计入工资总额。对此,我对此观点表示赞同,劳务派遣在国企流行的根本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:成本低廉、灵活应变。
派遣工的低成本和灵活性显而易见,企业可以在任务完成后将其退回派遣公司,而无需承担解雇的赔偿和社会风险。然而,文章在进一步阐述时却令人感到不满。参与访谈的专家学者指出,劳务派遣的复杂成因值得研究,简单化的劳动合同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远影响,而缺乏可替代的用工模式。鼓励以一种体制内的逻辑去接受目前的现实,无疑是淡化了最初所提及的资金节约和简化管理的痛点。
问题在于,如果劳务派遣确实能节省支出、灵活调配,而且并未影响工作效率,那国企为何不选择全员派遣?既然国企属于全民所有,节省下来的资金理应上缴国库,这岂不是更合乎公众利益?一些人可能会反驳,全员派遣难以维持员工的归属感,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和效率。那么,不禁要问,既然派遣工的工作效率被认为不如正式员工,为何国企依然如此大规模运用这一模式? LEWIN乐玩
几乎所有的国企和央企都在普遍使用劳务派遣,恰恰印证了派遣工在工作表现上与正式员工并无太大差异。然而,差异在于薪酬,出现这样巨大的待遇差异,确实值得深思。显然,没有哪家国企会推行全员派遣的政策,这实际上暴露了一个基本事实:国企在寻找便宜且容易管理的人力资源,而派遣工正好契合了这一本质需求。他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维持正式员工的薪酬待遇,让这一体系得以持续运转。
人们对于劳务派遣的反感,归根结底在于对同工同酬的追求。同工同酬并非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要求,它早已写进法律中。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,派遣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员工同等的薪酬权利。而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的实施也设定了派遣工仅能担任临时、辅助和替代性岗位,并规定其总数不应超过用工总量的10%。无论是全员派遣还是全员正式的选择,理应确保同样的工作获得同等的报酬,这是最基本的底线。
公平地来看,王天玉提到的相关挑战确实存在。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现状下,许多岗位只需提供适度的薪资即可吸引到人。因此,地方政府常常担忧严格管理导致企业流失,进而影响 GDP 的增长。对于这种态度,我们可以理解,但需要明确的是,难以改革与不应改革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文章分析国企使用派遣的原因归结于工资总额问题,这本身便指向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:将派遣员工的费用也计入工资总额中。早在2012年,全国总工会就提出过类似建议:将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的数据整合在同一账本上,这样一来,派遣带来的成本降低便不复存在,同工同酬的目标也便有了落地的依据。然而,这一建议最终未能实施,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企业愿意牺牲自己的预算。 LEWIN乐玩
劳务派遣的存在确实给国企的正式员工减轻了工作负担,提升了他们的待遇,从而阻碍了必要的改革动力。在法律和规则面前,人人都应获公平对待,但在实际操作中,显然并非如此。或许,这是当今社会的某种真实写照,我并不期待这种状况明天就能改观,我们都意识到,社会本就复杂。然而,承认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将其视为理所当然。尽管每个人都深谙劳务派遣与外包的复杂性,我承认这是个问题,但我并不同意这应是我们接受的现状。如果连基本的正式员工也无法雇佣,甚至连雇佣责任都逃避,那么这类国企的存在究竟还有何意义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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